雍正三年十二月，雍正帝决定以九十二条罪名逼迫年羹尧自尽。这一做法，不仅是清代其他皇帝的惯常手段，也是在历代中国帝王中常见的策略——通过罗列一大堆罪名来消除威胁的权臣或奸臣。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康熙帝除掉鳌拜，嘉庆帝打压和珅时，都是同样的套路，通过罪名的堆砌来强化其政治决策的正当性。
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的皇帝处理政敌的方式，通常简单而直接。明代的皇帝在清算大臣时，往往不屑于编织复杂的罪名，而是直接指控谋反或谋逆，并以死刑为最终判决。明代的皇帝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“简单粗暴”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一两项严重罪名迅速定罪，直接以死刑作为惩罚，而不必纠缠于罪名的细节。
在清朝的历史中，巧妙设罪、诛杀功臣的做法虽然普遍，但将罪名加诸其头并依此定罪、扼杀权臣心志，却成为清代处理朝中大臣时的显著特点。相比明代，清代的大案通常涉及复杂的罪名和狭窄的罪行范围，而明朝的大案则通常是罪名少但影响广泛，株连人数众多，且往往重在通过血腥清算震慑群臣。例如明初的胡惟庸案，朱元璋仅以“谋反”罪名定罪，最后直接废除了传统的丞相制度，改行学士内阁制，而这一案件的牵连人员多达二万三千人之多。再如蓝玉案，尽管罪名依旧是“谋逆”，但是连坐杀戮的对象达到了惊人的一万五千余人；至于明成祖亲自处决方孝孺，罪名虽然是“蛊惑皇帝”，但为了彻底灭绝方孝孺的家族，他不仅诛杀了方孝孺的九族，甚至还将方孝孺的学生一并处决。
展开剩余71%相比之下，尽管清代的皇帝在处理大臣问题时更倾向于复杂的罪名设定，但他们的杀戮手段和明代相比却显得“仁慈”许多。清朝皇帝往往通过“罗织”罪名来为自己清除潜在威胁提供正当理由。康熙帝在初期为清除鳌拜时，依靠二十四条罪名对苏克萨哈进行了严厉的清算，而对于鳌拜本人的处置，更是通过三十一条罪名来判定其罪行，旨在打压其威胁。
在清代的这些手段中，雍正帝无疑是最擅长通过罗织罪名来除去政敌的帝王之一。雍正帝在年羹尧案中，罗列了多达九十二条罪名，最终迫使年羹尧自尽。而另外一位权臣隆科多也未能逃脱其制裁，他同样被列出了四十一条罪名。雍正帝对待宗室亲王及朋党的做法也是如此，许多案件的背后，往往有数十条罪名作为掩饰。通过这些罪名，雍正不仅加强了对权臣的控制，还通过清除不忠的臣子来展示其绝对的皇权。
从这些罪名的数量和涉及的范围来看，明代皇帝更注重通过“连坐”和“株连”来震慑群臣，确保家族和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；而清代则更多通过丰富的罪名设定来构建严格的政治规则，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。更重要的是，清代的这种做法往往会让人产生“陷害”的疑虑，某些罪名虽然罗列繁多，却显得有些牵强附会，甚至有些纯粹是凭空捏造出来的。
尽管如此，清代的法律体系在当时是最为完善的，皇帝不能随意冤枉大臣，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才能定罪。这也使得皇帝想要铲除某位大臣时，往往需要通过“公正”的方式来掩饰其实际的意图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雍正等帝王通常会将这些政治斗争交给内阁九卿，让他们参与讨论定罪，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司法公正问题，但实际上，很多时候这些议论与决策更多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图，最终定罪过程往往缺乏真正的法律公正。
以年羹尧案为例，雍正之所以通过细致的罪名构建来杀年羹尧，最根本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剿除这位权臣。通过这些罪名，雍正不仅向朝廷的权臣们传递了皇权至高无上的信息，还通过大规模的打击来强化自己的政治规则，并向天下宣示，任何触犯皇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裁。这种做法的深层目的是为了让大臣们明白皇权的不可侵犯，从而创造一个更有利于雍正统治的局面。
到了乾隆帝时期，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。乾隆帝个人追求功业，且时常以自己的喜好作为行事的标准，逐渐出现了为了推卸责任和个人兴趣而清除大臣的情况。例如，第一次金川战役中，由于乾隆帝的调度失误和指挥不当，战役前期遭遇了挫败，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，乾隆帝将军机大臣讷亲和张广泗作为替罪羊，导致讷亲最终被处决，尽管他在此役中的责任并不大。
乾隆之后，虽然皇帝仍偶尔清算大臣，但这种情况较为罕见。大多数时候，只要大臣不触及皇权的底线，皇帝便不轻易动刀。和珅、肃顺之类的重臣，虽然也在皇帝的打击范围内，但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权力，才最终遭受了不公的清算。因此，尽管清代的皇帝们并不总是用大刀阔斧的手段来对待大臣，但这些大臣的命运依然常常因为与皇权的关系而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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